四四一、慈母手中线，严父笔中情（2）

些工作纪录、日记和《1994——1996年历次稽核材料》，那一宗宗介乎于红灯、黄灯之间的“灵活措施”着实令人胆战心惊；我手中握着的贷款审批权也使人不敢相信：在金融服务社时期，我是可以批准单笔数额千万元贷款的两个核心人员之一；而在市民银行接管后，面对支付危机而实施的综合应对措施，也足以让人赏心悦目。我数次把个人荣辱与单位的兴衰绑在一起：在银行被责令停业整顿期间，我极尽智慧地与人民银行协调得以重新营业；在银行面临支付危机的1996、1997年，我逐级呈报的《关于减轻逾期贷款罚息以协补资金的请示》，执行后协调旧贷款户协助支行存入了1.6亿元定期存款；1998年，我又向总行呈报《关于调整我行逾期贷款利率的建议》并经批准，再一次在协调中得到20多个企业的响应，为支行取得了1.77亿元的定期存款，从而为银行的生存赢得了时间。

    回首往事，有一句话，我总想说：我出生于相对幸福的年代，综观我的前半生，虽然没有做大官，但我做过大事；虽然没有机会上那硝烟弥漫的军事战场，但我亲历过错综复杂的经济金融领域的存亡之战。

    改革开放时期的深圳，全国各方面的精英云集于斯，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十分高明的骗子蜂拥而至。贷款决策者不仅手中有权，同时也有责任尽快把钱贷出去，以实现经营业绩。因此，身边不乏企业家和诈骗犯。回顾自己在深圳十余年的奋斗史，我能够十分写意地写出这篇文章，就足于说明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你知道什么叫审时度势、适者生存吗？当1993年冬，市委组织部和深圳市人事局联合工作组经考察框定我为深圳特区总公司总经理人选时，我知不可为而不为，在五天内利用干部年休假迅速到梅林金融服务社当起了信贷员（从调进特区总公司到正式离开整整两周年）；而当我感觉在敏感岗位呆得太久而可能令人生烦的时候便考虑淡出，独辟蹊径。因此，就有了“随意来花艺店”的诞生。

    人们或许可以不经意地小看这个花店，但它的意义在于：在深圳这样人才竞争激烈、高度商业化的城市里，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条不用求爷爷、告奶奶的生存之路，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双手采用简单劳动的方式养活自己。可以说，这个花店是不会经商的父、母亲的神来之笔，它让父亲自调任深圳以来的巨大精神压力消弥于无形，从此迈着轻松的脚步，走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之路上。

    你知道什么叫淡定吗？你的父亲在1992年初刚到深圳，每月领取480元工资的时候，工作起来其乐无穷。因为忙，1993年在深圳过春节，到了大年三十的上午，家里连过年的大米都还没有买回来。1995年，当我在金融服务社的合同工资每月8500元，而实际绩效工资最高时每月能领到八、九万元时也没有喜形于色。

    我在深圳的经历，曾经有过挑战和机会并存、夹着尾巴做人的短暂时期；有过受人尊敬、说一不二的有权无钱时期；有过一字千金、众人瞩目的有权有钱时期；也有过新桃换旧符、等待淡出的过渡时期；以及目前这种悠然自得、采菊东藜下的养花种草时期。无论在什么时期，我可以说都做到了：第一、以最快的速度自觉转型。如立即由动嘴为主的组织协调改为亲力亲为。第二、在思想观念上以人生阶段性过程看待已过的岁月，既不留恋，也不后悔。正所谓：

    宠辱不惊，任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随天上云卷云舒。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做到淡对世间功名利利禄、人情冷暖，这是感悟人生真谛有了相当造诣的境界。

    B、我的学习ABC。我对学习从来都是向往的：早在1964年8月26日，母亲为我初上小学报了名，当时叫“破学”，我骑坐在家乡祖屋门前的围墙上，逢人便说：“多好啊！再过五天，我要上学了！”此后的读书阶段，每逢星期六中午排队回家时，我就想，“如果现在是星期一多好啊，又在课堂上课了。”在读高中时，我曾因期末考试五科得到总分498分，而招来不少同学的妒忌，被人们取绰号“五科一百”。虽然常常在上学路上被各村的小孩哄说，但在学校却受到老师的重视与偏爱：1972、73年县里在一个镇建设富石水库，春节期间，教育局组织全县老师参加义务劳动，我的高中老师把我的考试卷以包年果的方式带到劳动现场，并在有意无意间遗留在大坝上。

    1975年——1992年，我曾经在小学、中专、大专课程任教。其中，中专课程任教超过120课时。1983年10月至12月，我在广州金融高等专科学校进修期间，为该校完成了一万多字的《工商信贷》讲义第四章的编写工作。1984年9月，我的第一篇论文《论加强资金管理与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经著名金融教育家、全国劳动模范王伟民教授圈阅后推荐在省级专业理论刊物《广东金融研究》上发表，到现在屈指算来，共有36万字论文、材料、文件被中央、省、市级专业刊物发表或上级主管单位采用。同时，我还以论文作“门票”参加了三次省级经济金融理论研讨会。1986年，我取得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证书。1994年，我在全国第一次中、高级专业职称考试中，顺利取得经济师职称。从1987年起，我是广东城市金融学会、深圳审计学会、深圳工程师学会会员，深圳金融经济专业专家成员。

    C、我的自我评弹。

    第一，我骨子里涌动着正直、坦诚和嫉恶如仇的个性，也就是《智取威虎山》里李勇奇说的：“山里人说话说了算，一片真心能对天。”但是，这种特性，不仅在商品社会中是人生的莫大缺点，而且也注定了我及与我相类似者不可能在和平时期比较崇尚虚以委蛇的官场上有多少作为。据一位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学者说，***在晚年说他身上有两种气：一种是虎气，也即是霸气——刚性、原则性；另一种是猴气——灵活性。综观***的一生，他确是根据他所处的客观环境的变化而灵活运用这两种气的高手。抗战胜利后，担心美国支持蒋介石时，***表现出比蒋更喜欢美国式的民主，盛赞美国，还说要到密西西比流域考察一番，似乎暗示着什么。后来，***的虎气也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斗争中，不惜与美国兵戎相见。这就是成功政治家（或者说官员）的惯有举措。

    我还有一个看法不知道对不对：一个虎气很强而没有猴气的人，或者猴气很强而没有虎气的人，都不可能在官场上取得成功，也不可能实现人生的完胜。你看，被***赞誉为“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元帅，既有岳飞的忠勇，又有项羽的霸气：在军事领域，他一生不怕国民党，不怕日本人，也不怕美国兵。这是一条多好的汉子啊——虎气写在脸上。但是，他没有猴气，因此，他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但没能成为成功的政治家，也注定他不可能在和平后的官场里吃上香的、喝上辣的。

    通俗说来，但我不屑妥协，或者说没有学习好协调的艺术。另一方面，我从少年时期算起，因为学习成绩优秀，常常被师生吹捧，无论小学、中学都作为学生代表过早地参加了过多的社会活动（如十一岁便十分有趣地成了家乡——大队“革委会”委员），养就了鹤立群鸡的感觉；进入社会后，无论是农村工作时期，还是成为国家干部后在内地银行工作期间抑或是在深圳的公司、银行工作期间，都因为我的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成果而被单位所倚重，成了超越自己岗位职权的本单位的重要决策人和实际上的主要执行者而倍受人们瞩目。一般说来，我只适合成为单位一、二把手的人选。当没有担任这样的职务，而又在履行这一岗位的权力时，一方面，或明或暗地形成了一股抵制和反对我的势力，正如古人所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而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纵向联系和横向协调的圈子较小。坦率地说，我是学习《行为关系学》或说《行政关系学》课程没有毕业的学生。

    第二，我在原则性与灵活性、守制与变通、刚与柔的临界点的把握上也有突出问题。毛先生说，要有松树的风格，也要有柳树的风格，就是讲的这个问题。老子在《道德经》里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现代也有人谈了对水的看法：高山凝重而水圆润。然而，若说水圆润，我是不赞成的。你看，几个与水有关的成语可见一斑：水乳交融、似水柔情——是有点圆润的味道，但是下面几个就不同了：水火无情、水火不相容：说水的原则性；洪水猛兽：形容水的凶残；水滴石穿：说水坚韧的意志、毅力和决心；似水流年：说水的不可逆转。还有，水往低处流：是说水不可逆转的原则和目的，但它以高度的灵活性去实现这个目标。你看，水碰到石头时立即拐弯，碰到高山后不得不潜入地下，但最终还是要向目标奔去。

    第三，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太强而形象思维能力相对不足。前者导致我分析问题一针见血，观察时弊入木三分。这样，在与人交往时很清楚看到对方的意图和短处而产生洞察秋毫的感觉。这些特点在与人交际方面也是不小的障碍，这也许是郑板桥老先生感叹“难得糊涂”的真谛。因此，我不善于、不乐于、不喜欢与他人多做交流沟通，尤其是当自己有求于他人时，显得十分腼腆、难以启齿。人们综观古今中外有成就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富商，没有不求人的。在商品社会里，不求人的人不是成功的人。谋事求人时过分难为情，其实是爱面子的思想作怪，而爱面子与好虚荣是一对双胞胎。讲到面子，关键要以实力为基础。两个例子发人深省：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不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靠吃野草、树根与敌人作战，就连戴安澜统帅的国民党远征军一样要在中缅战区吃树根、芭蕉叶艰难度日。二是建国初期的周总理作为一个大国总理，出国访问时穿的衬衫都是烂的。每天国事终了，脱下来给我驻所在国大使馆的女同志洗，她们是一边洗一边为我们的总理还穿这样的衣服而动情地哭了起来。我们想一想，英俊潇洒的周总理是不爱自己面子的人吗？而形象思维能力的不足使得我的文学素养难有跨越式的提高，伏笔老是埋得不深。三十年前，我在广州写了章回体自传长文《二十年华》，令得时值春心涌动的同学们争相传看，他们也许在不切实际地翘首期待着中国又一个伟大作家的诞生。当时，我在文中写道：再过三十年，我将写出《四十年华》作为自己人生奋斗历程的历史纪念。

    是啊，又经历了近三十年的人生体验，并亲身经历了祖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自己既成为这期间社会进步的受害者，又是它的受益者。这是多么可贵的历史见证啊！它为我积累了多少有趣的人生阅历！只要你稍有文学修养，一部史诗式的历史画卷便跃然纸上。而我在金融服务社和市民银行的复杂经历，也足以写一部峰回路转、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长篇财经小说。为什么不能成书呢？知道我的经历、看过我的文章的人们，也许充满了遗憾。当然，最应该感到遗憾的还是我自己。

    看看吧，当我六十岁的时候，看能不能把这事做好，这也许是一件对社会极有意义而且荫及儿孙的善事。

    第四，家庭教育给予后人的启发是：

    ㈠、好的家庭教育必须在家庭中树立一个中心，要培养同一种声音教育子女。不能人为地、想当然地、不自觉地树立父母对立、上下对立。不要在小儿面前各自吹嘘自己，以免导致其在潜移默化中，把父、母亲或者爷爷、奶奶变为他为达到自己目的时可以加以选择和利用的工具。

    ㈡、不能以是否舍得在孩子身上花钱作为爱子女的标准。好父母是不会随意给孩子钱花的，而好的子女也是不需要父母多花钱用于教育的（在教育子孙后代方面，时下流行的“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提法，也许初衷不坏，但从客观效果看，是非常错误而且十分有害的口号。一旦儿孙躺在钱堆里养尊处优而不能自拔，无论是对国家、对民族、对祖宗，抑或是对儿孙自己说来都将是莫大的不幸）；而生就顽鲁的子女，做父母的就是耗尽亿万家财也没办法使他成才，反倒落得人、财两空而徒增怨气。

    ㈢、判断子女的受教育方向很重要，不能想当然的、一味的在“望子成龙”的胡同里走到黑而不愿意回头。最近，丁肇中教授谈到他那早年在美国获得教育心理学硕士的母亲教育他成长的经历时，自豪地认为：正是他母亲从不计较他在学习期间考多少分，常常说：“考了就好”，才使他日后发挥出自己的天分，四十多岁便成为物理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㈣、教育子女如同人类的生存之道，一样要有坚定不移的意志、毅力、决心和恒心，不要被小孩的哭声、笑声、吵闹声所左右。过不了这个关口的父亲、母亲们，爷爷、奶奶们，无疑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㈤、为人长者应该冷静分析“富不过三代”的原因。在我看来，起码有两类长者要为此“买单”：一是自己少年时期非常困苦，辛勤劳作发家以后，再也不愿意看到儿孙受苦而把儿孙供奉起来的人。二是在儿孙进入人生道路时，满脑子都是人文思想，而同时又对儿孙有着过高期盼的人。这种人想把儿孙当作动物园里濒临绝种的华南虎圈养起来。试想，他的子女就是有再好的遗传基因也是白搭。

    我看过不少《动物世界》的电视片，地球上不少动物教育子女的方法远比人类聪明、有效、实用。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知道：如果不提高儿孙的生存能力，就意味着本族群的灭亡。因而总是采用最明智的方法教育子女在继承中超越、在磨练中提高、在竞争中求得生存。

    孩子，你的爷爷没有机会上学读书。他，一是小时候利用放牛的机会，在小学门口听老师讲、用牛鞭在沙地上练写字。二是参加工作后自己努力学习。到后来，他有了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能教懂在读高中时的我写文章要注意的“帽、论、叙、果”。你的父亲学习时条件好多了，顺利读完高中，但因为国家政治运动而中断了高考。后来国家恢复高考时考上中专，另在工作后考取了大学文凭。在我读高中的时候，你爷爷从他那每月只有48元的工资中花钱买了一本《袖珍英汉辞典》给我，他举了很多事例告诉我说：“外语多么重要啊！”后来我到了广州、深圳，亲身体会到英语的重要，但为时已晚。我所担心的是：我的儿孙是否像我一样在外语学习方面仍然会掌握不多。

    好了，我评价起自己来，没完没了说了不少，也许有黄婆卖瓜之嫌。